沈可尚從沒想過，會有電影公司主動表示願意發行《築巢人》，他很努力地跑宣傳，因為他很不希望讓一片好意的電影公司陪錢。他在宣傳空檔坐下跟我聊了一個小時，對於目前台灣紀錄片在亮麗票房之外的隱憂，坦誠地說出了許多不吐不快的想法，這也許會得罪不少人，但紀錄片工作者要追求的，不就應該是絕不妥協矯飾的真實嗎？
張：台灣紀錄片多年來持續努力在院線上映，今年的票房成績又達到新的高峰。但當許多紀錄片在製作時就已抱定要上院線的計畫或企圖心，這究竟對台灣紀錄片會有多大又多深遠的影響？
沈：我就直接誠實說我的感覺吧。我每一部紀錄片都是自己花錢進戲院去看的。我很想要專注地去看每一部紀錄片。我看楊力州的《拔一條河》的時候我好感動，一直哭，第一個是裡面的人物和他們做的事情讓我感動，第二個是力州徹底地跳進去，徹底地把自己展露出來，他似乎就在參與一個活動。作者變得很誠實。所以他雖然遠遠地跟我認為紀錄片工作者的角色是不一樣的，但是因為他好誠實喔，所以我是看得滿心歡喜，很喜歡。其他的紀錄片賣座的，我就不一定有這麼明顯的喜歡的感覺。當然都各有各的理由，但是對我來說，如果紀錄片一開始就設定好要上院線，這非常非常違背我認為紀錄片扮演的社會角色，因為不管怎樣紀錄片對我來講還是電影媒體的一部分，還是很「作者」的，應該要有一種超越性，超越電視媒體或普羅大眾媒體裡的視角，所以它可能對社會關注的角度是更不普羅的或更少被關注的，你提出一種藝術形式，是可以去讓觀眾覺得「哇！電影是可以這樣去看的，議題是可以這樣去想的。」像麥可穆爾或是誰的紀錄片，不管它再怎麼甜美，它終究還是代表一個作者的態度和觀點。所以紀錄片對我來講，一直就是導演的態度、觀點和他的世界觀，因為我從來沒有把紀錄片當作任何娛樂的可能。雖然我看到很多厲害的紀錄片，得到很多的知識和對生命的學習，但是我的確從來沒有一秒鐘把它當成娛樂看。
但是我認為如果一開始就設定要上院線，那會有一個風險，就是你會不想讓主事者賠錢，你會有一個先入為主的思考，是希望它可以造成社會巨大迴響的，我覺得這對紀錄片工作者的定位來講，是有一點風險的，因為紀錄片工作者應該是有高度的獨立性，就像拍《築巢人》過程中雖然也有基金會想要贊助，我都一概拒絕，你還是必須要非常珍惜你自己眼睛看到、感覺到的東西，而不是要去服務某些出錢的人的意圖或想法。因為你一旦考慮到觀眾、市場，想到上院線幾十個拷貝，你很難在自己真正關心的東西之外假裝那些東西不在。
我認為進電影院的人大多是要離開現實，暫時逃避兩個鐘頭，很少人會願意花錢去戲院看一個比現實更現實的現實。一旦你有對票房和市場的想像力，很多時候我都不大敢確定你能誠實到什麼程度。到底是你真心觀察到的，真心在乎的事情嗎？是你真心覺得這件事情大家沒有注意到，但你想要讓大家知道嗎？還是你只是找到了一個現實的素材，然後它可能變成一個好的劇情片的走向，用來說一個可能有票房的故事，所以你免費地拿取了這些素材，甚至製造了一些行為，好讓這些素材變成一個可以讓大家來花錢觀賞的商品。如果是往這種方向走，我就會充滿非常大的擔憂，因為一直以來紀錄片教育我的是：我從它們得到很多我不知道的、遺忘或忽略的事情，甚至從很多紀錄片中，看到很多人為了讓這個世界更接近他的理想或幸福，而付出太多不可思議的努力，有時是跟他自己的利益一點都沒關係的。當我那麼嚴肅地在紀錄片裡學到了很多，這個世界上很多人很踏實地在作很多事情時，我其實沒有辦法思考紀錄片工作者在已經決定上院線的前提下去開始從事拍攝。因為沒有人會希望票房不好，沒有人會希望告訴出資者說「會陪錢的喔」。一旦先決定了上院線，我覺得那是一個很大的不健康。
張：這些年來台灣紀錄片愈發走向感人、熱血、勵志的選材，雖然可以明顯看到創作者的善意，或者以糖衣的包裝來傳達需要大眾關注的訊息，但以這些善意之名究竟有權利走到多遠？到什麼樣的程度才算是剝削和扭曲？
沈：我認為，大銀幕其實會讓作者的身影無所遁形，你的一絲一毫的不誠實或操作、操弄，其實是一眼就會被看穿的。對我來講，大銀幕就是這麼的有威力，觀眾就是這麼的明白，只是觀眾選擇明白了之後是否「與我無關」或者「我不在乎」。但紀錄片工作者去看大銀幕時，其實對一絲一毫的操作都會非常警覺，從一顆鏡頭、一個行為、一場聚會、一個字幕或一段配樂，你都會非常警覺現在在幹麼。紀錄片需要作者花很大力氣去釐清自己最後要講的話，這段話是不是你要講的，如果你講不出來，或者你的態度不夠明確，那就表示還沒拍完啊，應該要繼續拍下去。
譬如說如果你關注一個議題，當你觀察到一些現象之後，身為紀錄片工作者不應該把這些現象丟出來給觀眾說「有這些現象喔」，然後用一種含糊其辭的語句。我對紀錄片工作者比較嚴苛一點，你既然有心而且你看到了，你就必須更用力一點，更有所作為一點，讓那作為的成功、失敗、挫折、妥協、氣餒直接表現讓觀眾知道，這樣才會讓觀眾思考，而不是讓觀眾看到一個糖衣式的東西，來講一個好像很有正義的東西。這應該是我對紀錄片工作者的要求太嚴苛。
攝影機有時候真的要對自己有很高很高的質疑，我在作這件事情的同時，我是不是也正在掠奪。譬如說，我看到某一些鏡頭對準了爸爸但忽略了那些孩子，我徹頭徹尾地好想知道那些孩子、那些將死之人怎麼看待他們的生命，我真的好想知道這些孩子的媽媽怎麼看待自己的先生，好想知道這些孩子究竟怎樣思考，他們並不是沒有神智啊，也不是沒有表達能力，從頭到尾為什麼我什麼都聽不到？因為我曾經就是側耳傾聽一個快死的罕病孩子告訴我他的人生觀，他說他不怕死，他最怕的是他死了之後，他的媽媽少了他這個朋友，他是這樣子看待生命的。你不能把人家晾在那邊，然後只去紀錄一個你想要完成的虛幻的夢，我會認為那是虛幻的夢是因為，我看過很多很多努力的家庭，是沒有力氣突然之間要去玩搖滾樂團的。他們每天在受的煎熬，是不會突然之間要去參加海洋音樂祭的，這東西我覺得在被放大的銀幕裡無所遁形。我從頭到尾不知道這部片怎麼操作的，我也沒有細問，在這業界也不想得罪誰，但我自己看的時候，心中對那些孩子和他們的爸爸媽媽們，有一種好難過的感覺就是：攝影機不在乎你們，攝影機在乎的是你練團練得怎麼樣，在乎的是他早就知道你會哭泣或睡不著覺，在乎的是他一定拿得到什麼東西，在乎的是你們會不會練團成功，能不能站上舞台。攝影機不在乎你在過什麼樣的人生。
我對紀錄片有一種需要，紀錄片總是開啟我所不知道的事情，開啟我狹隘的眼光，但是怎麼會台灣紀錄片一部又一部的進入一種自我陶冶，當然我看到有人看到這塊土地會很高興，但是我要更多。我看到社區自己站起來我會感動，我看到這些爸爸努力去完成夢想我也會感動，我也會被音樂弄得很激昂，但是那個真的是很寫實的嗎？就是有太多太多放到大銀幕上對我來說是無所遁形的操作，這件事情是非常不健康的。同樣的我對於字卡的運用，或是攝影機背後的訪問者的指向性或誘導，我到現在都還是有一種抗拒。我非常歡迎這些片都還是存在，因為那會讓台灣觀眾對紀錄片這件事情有友好的感覺，會想要看台灣有這些故事，那是很棒也很讓人感謝的。但是我也深深的害怕這變成一種風氣的話，拍紀錄片可以賺大錢，熱血勵志的故事俯拾皆是，你去台灣一歩一腳印去找有幾百個幾千個，我是不是只要好好去操作一個真實人物的故事，然後把他找出一個行程規劃，他可以在民國幾年幾月幾號完成一個什麼夢想，我知道這個夢想很難達成，阻礙有哪些，又代表人性層面中哪些部分，我只要知道這個，然後用劇情片的方式盡可能地推動，是不是就可能賣錢？那這些人物的真實故事無私地交換在你鏡頭前面，你又不付錢給他，那是什麼意思呢？你的生命難道是用來販賣給人家當作故事的？當然我不會用這樣的態度去想這些每一個已經完成的片子，因為我不認為他們當初知道票房會這麼好。
張：但現在紀錄片從一開始的選材，到後來拍攝過程中他選擇如何去拍攝他的被攝者，以及後來的剪接，和上片前的行銷，每一個環節都有可能影響後來的成品成為如今的樣貌，你所說的當年紀錄片工作者的堅持，現在好像已經成為很小的一部份了。
沈：很不被在乎的一部分。現在越來越少人嚴肅地討論紀錄片的高貴性，或者紀錄片的社會意義與責任、紀錄片作者的倫理。紀錄片在國外大多數主要的管道還是電視和影展，它本來就不是一個商業市場上傳播的東西，所以可以保持某種自覺或中立性吧，至少我看過很多很棒的紀錄片，雖然它們很棒，但我也不覺得票房會多好，但是它們總是很重要。台灣觀眾去看紀錄片的票房我沒有統計過，但我絕對願意片面地認為是全世界CP值最高的，花的錢最少但賺得最多，至少今年看到的幾部紀錄片在比例上來講，我認為是全世界之冠。那個有一點點問題，我指的問題是說，這幾部紀錄片都代表了一個共同狀態就是，台灣人民相信台灣人民自己作的事情，不管是觀察土地的傷痕，或是參與社區的站起來，還是去關注社會底層一些不被注意的人，而他們依然可以去完成一些年輕的夢想，或者他們可以在將死之前勇敢地出去環島，或者透過感化教育的歷程獨輪環島、倒立，任何人民可以展現出他們的勇氣和不放棄的意志，即使資源再窮苦，依然想要得到冠軍，種種都代表著台灣人民好需要好需要一些鼓勵，這些鼓勵都代表，人民可以給人民的鼓勵，比政府可以給人民的鼓勵還要多，所以他們會去參與這個行為，所以我並不會覺得這些票房有什麼問題，因為我覺得台灣人民現在在心理的情感上需要。
但我會覺得，一旦你知道怎麼樣作可以讓觀眾熱血，尤其台灣的觀眾，再加上一旦在拍片時去想到院線的問題，老實講你第一個想到的就是「企業包場」，有誰會去包《築巢人》啊？頭殼壞去了。人家怎麼上班啊？企業包場就是員工要開開心心地去上班，員工要很有希望地覺得：對，我們的薪水就是比澳門、香港、上海都低很多，我們可憐，但是台灣人民站起來吧，我們不要害怕，我們是有夢的。你只要想到「企業包場」，只要這四個字閃過你念頭，人生都變得簡單了。但是偏偏我認為人生本來就是很複雜的，人性本來就是很複雜的，人的愛也非常非常複雜，愛對我來講是終身命題，把愛簡單化跟把所有事情簡單化，對我來講是無可接受的事。要理解愛沒有那麼容易，要理解愛，可能你還要去理解恨，理解很多的不甘心，理解很多生命的細節，你才可以知道那個愛有多不容易。所以我對這種片面簡單式的詮釋，我自己在看大銀幕時都會有一種焦慮。
每個人都在築自己的巢。或者為了保護自己與所愛，或者因為無法溝通與不願了解，或者為了拒絕別人進來，或者只因自己不願出去。紀錄片工作者要進別人的巢，看別人的家，卻也得面對自己所築的巢。在檢視別人的愛的同時，最終無法逃遁的，仍是自己如何面對自己生命中的愛。
沈可尚在《遙遠星球的孩子》之後，在明年１月３日上映的《築巢人》中，更深一層地進入自閉症者與家人的世界。沒有召喚大眾捐款的公益訴求，沒有逼人鼻酸落淚的感性溫情。陳立夫是個30歲的大孩子，擁有繪畫與摺紙的驚人天份，喜歡收集廢棄的鳥巢蜂巢，摺紙作品也宛如一個個大小不一的巢般結構。立夫爸則在上班族的工作之外扮演單親爸爸的角色，每天買菜做飯，假日陪著立夫找蜂巢、撿寄居蟹。溫文有禮的他，以處變不驚的態度隨時應對著立夫突如其來的暴戾之氣，屬於這個家庭的巢中似乎總像山雨欲來卻又隨即化解，維持著一種讓人隱隱提心吊膽的恐怖平衡。父子一同走著他們無法分割的路，不必冠冕堂皇地去說什麼一切都為了愛，每個人巢中的愛，或許其實都在不能不做與不能不逃之間來回拉扯。
張：《築巢人》雖然拍攝的對象也是弱勢族群，但跟近年來其他類似題材的台灣紀錄片相比，你的鏡頭與敘事更傾向一種詩化的結構和語彙，當然你從早期的短片作品就已可看出這種個人風格的方向，但《築巢人》是因為配合被攝者的屬性而選擇這樣的形式，還是這是你個人在影像創作風格上的一種選擇和堅持？
沈：其實老實講《野球孩子》（2009年）拍完時我非常非常的沮喪，因為當時在台中圓滿劇場、在大安森林公園都全場笑得很開心，但結果上片後票房爛到爆炸，那時我很沮喪，就覺得紀錄片還是不要去想票房好了。我以為我那樣同時兼顧我藝術形式的需要，但實際上印證到票房上是非常慘烈的，所以我接下來拍《遙遠星球的孩子》，我就心想我為什麼不能作一個不藝術的東西，台灣這麼缺教育性的東西，為什麼我就不能老老實實的好好作教育的，所以我就很肆無忌憚地大大方方地把自己的藝術感覺都丟掉。我就要作四集紮紮實實的教育的教材，希望可以被自由地下載，被大陸盜版，傳越多越好，因為我覺得這件事情重要。所以我就拍了四集我認為很用力的報導性的片子。我開始覺得拍紀錄片時我什麼都不想去想，只想我為什麼關注這個，我要怎麼去完成一部片子，至於片子的後續那不甘我的事，那些事誰知道呢？
所以後來到《築巢人》時，我一直都在一種懵懂跟茫然中進行著。我的意思是說，我從頭到尾根本沒有預設它會完成一支片子，我從頭到尾就是覺得我好奇那個孩子，他在作些什麼，之後我發現了這個父親的身分，那時我也剛好正在當父親的角色很麻煩的時候，我甚至有一段時間，我是每天拿著攝影機就擺在那，拍我們兩個談我們是怎麼當父親的。還有段時間，我一直對他充滿自信的那種樣子覺得很厭煩，好像總覺得「我一定可以」、「我一定充滿能量」，我聽得好煩。有一天我很殘忍，我就拿著攝影機去刺探他，我把立夫的幾個作品擺在那個長廊，最前面擺一張桌子、一張椅子跟一個垃圾袋，裡面裝滿立夫折的紙以及還沒有折的，我說：「你口口聲聲跟我說你多愛你的孩子，你觀察他的藝術創作十幾年了，你現在折一張給我看。」攝影機就對著他，他汗流浹背折了半個鐘頭，一張都折不出來。當然當下我就覺得很抱歉了，覺得「我在幹麼？我為什麼要去刺探人家的愛？人家的愛不一定要用『會』這種形式啊。」我當下就自己檢討了，就跟他說「歹勢歹勢我有點失心瘋，我們還是來聊天好了。」
我從來沒有設定我會完成什麼樣的片子。好像我拍《遙遠星球的孩子》，努力地讓大家下載了，讓大家盜版了，結果呢？我常常在吃早餐的時候，發現世界並沒有改變啊，世界就是沒有人對他們多友善一點啊，我家樓下小公園每個禮拜都有自閉症者來打掃，我永遠看到大家都還是那種害怕的眼神，就覺得為什麼一個微笑都送不了給他們，一個打招呼都送不了給他們，我就有點氣餒。所以拍《築巢人》過程中，我只是想要看這個父親日日夜夜叨叨絮絮告訴我他對兒子強大的愛，到底能夠支撐到多久？到底經過挫折之後你又能站起來嗎？當然因為越來越熟，從剛開始尖銳地想要刺探，到後來我由衷地希望他過一個好的生活，由衷地希望看到你們兩個和解，你跟你自己也和解。我很想看到這些，所以就漫無目的地永無止境地一有空就去拍。
一直到拍陽明山他往上走那顆鏡頭，就是片子最後那顆鏡頭時，那一天我就想開始剪接了。在剪之前我只有一個概念，就是最後一顆鏡頭，我知道這整部片就是要講最後一顆鏡頭，沒有聲音的，就是爸爸一直往前走，兒子遠遠的被丟在後面，但是終究爸爸還是會回頭望著他兒子繼續往前走，走向一個黑黑的霧霧的但是不知道會不會是一個漂亮的地方。我知道整部片要講這件事情，所以我才開始剪。所以才會開始用這個邏輯，去回過頭來看所有拍攝過的素材裡可揀選的部分。大概剪接比例400比1吧。很多聲音和影像的運用，因為我覺得我沒有包袱，我沒有要上院線，沒有要參加影展或幹麼，我只知道我必須要很誠實的完成一個我認為我很喜歡的東西。而且在某個程度上我一直到此時此刻都還很自省的是，倫理這件事情，就是你到底要讓觀眾看到多少，但是不看又不行，看了會怎麼樣嗎？我一直在拿那個刀鋒的邊邊。所以就才慢慢剪成現在這個樣子。
張：所以這個片子才會被剪成如此精省，只有400比1，而且堅持不到一個小時，就是不願意剪成一個半小時的比較容易上院線的長度。
沈：對，有的影展他就是要求60分鐘以上，有人就說「你為什麼不多剪幾分鐘」，但對我來講創作這種事情是，當你最後覺得OK的那一刻，它就OK了。對我來講沒有第二個版本或是什麼導演私藏版，我是有點偏執啦，我覺得作品都是一種緣份，在你當下生命裡你決定了這樣作，那就是這樣作，所以我也從來沒有剪過長版。那時我跟剪接師講了一句話滿有趣的，我現在才想起，我跟他說，我希望觀眾看這部片時很警覺，因為我覺得有好多好多的電影都不相信觀眾，我自己是永遠相信觀眾在看電影時是很平等的，就是你給的資訊越少，他是越自由的，你給的資訊越低，他能夠想的世界就越跟他自己有關。因為我有那個執念，所以我剪接時很小心這一塊，所以越剪越短，從原本的兩個小時剪到後來變53分鐘。我看完後把最後一句話放上去，又看了兩遍，跟剪接師說：「對，就這樣吧。」他說：「啊？那有哪邊要修嗎？」我說：「沒有，就這樣。」
張：這部片子裡呈現的愛，也跟我們近年在許多紀錄片裡看到的愛很不一樣，這裡的愛並不是那種偉大無私無怨無悔的，有很多黑暗的層面在裡面。當然每次看你這些年的作品，我都忍不住會想到你自己當了爸爸之後的心路歷程，因為你的孩子雖然並不像片中這些弱勢孩子，但也在先天出生時就遇到一些難題，當然幸好現在孩子都很健康（大女兒出生時腦中有蜘蛛網膜囊腫，小女兒是血管瘤）。這些你自己身為父親的複雜心情，在拍片時會怎樣去跟片中人物混雜在一起，你又怎樣去區分開來？
沈：我其實真的是這幾年，才開始知道愛是一個無止境的學習。我以前覺得愛就是愛嘛，有愛情的愛，朋友的愛，好像愛沒有那麼的有重量，好像是個輕飄飄的不大意識得到的東西，好像跟激情啦或什麼其他的混雜在一起。但我這幾年慢慢意識到愛其實是個很巨大很複雜的學習工程。愛好像常常要痛到一個極限，然後你還活下去了的時候，你的角色和看法自然會改變，對愛有一個新的定義，讓你覺得要走下去，這時候你愛的厚度又偷偷抹上一層，是過去沒有的。
以前我其實不大懂愛，我對當父親這個角色是非常恐懼的。我從18歲開始就是一個完全獨活的人，突然之間又有老婆又有小孩，我並不是在一個什麼幸福美滿的家庭長大的小孩，家庭並不是我的港灣或什麼，反而是害怕是畏懼的，因此有了自己的家的這件事情，讓我其實角色有點拿捏不定。加上孩子一出生就有一些不一樣的地方，會讓我覺得好兩難喔，有時候會覺得為什麼要做這些決定，為什麼是我，為什麼會這樣，難道以後我就變成怎麼樣了嗎，就是會有很多困惑，很多恐懼，會很恐懼自己沒有辦法當一個好丈夫或好爸爸，但是你又不知道所謂的好丈夫好爸爸的形象到底是什麼，而你對自己想要創作的慾望又太強，你又不太會賺錢，你顯然面對創作時的熱度是高過你在家庭裡頭所表現出來的熱度，你花在工作上的時間是遠大於在家庭相處的時間，你總覺得自己做得不夠好。但在做得不夠好的這種愧疚或自責之外，甚至有時你又會想「我工作可不可以作多一點再回去」，就是會有那種掙扎，是自己這個生命重要呢？還是新的那個和家庭無可切割的生命重要呢？孰輕孰重這件事情一直在拉扯著。
一直到拍完《遙遠星球的孩子》拍《築巢人》，我慢慢理解到，其實他們的生命跟我一樣啊，都是一樣一直在學習，愛其實是一個很複雜的一個…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形容。三個月前我還沒這麼想，但是因為我這三個月忽然之間出國的次數變得非常爆量，我每次出國都好自責，又跨到禮拜六日了，已經兩個禮拜沒看家人了，就心裡會掛念，所以後來我才開始去申辦出國一天多少錢的上網費用，盡可能珍惜出國可以上網的時間讓你們看到我，我也看到你們在幹麼，那20分鐘總比我在那邊一直掛著要好。時間不一定是最重要的，要去消化別人講的話，我以前比較聽不進別人講的話，現在就覺得別人講的每一句話裡面，都可能包含他內在一些需要，一些真實的心聲，愛是要去聽到那些東西，而且有時候愛並不是去滿足自己是個什麼人，愛是因為你知道對方的需要，知道對方的渴望，然後你願意用你的方式去滿足他的渴望跟需要。有時候那不容易，或者是做得有點笨拙，但是基本上愛就是一個很全然的付出，付出有時候都會有極限的，極限的時候你要再想想看，為什麼那個極限會出現，你是不是要換另外一種傾聽的方法呢？
張：所以你在《築巢人》片中除了愛之外，也呈現了自閉症家庭在精神層面上的驚恐跟暴力，這也是你所說的複雜的愛相對之下必須要承受的。
沈：對，我覺得那通常先來自一種恐懼、恨或者逃避，但是你終究得做個選擇，你要逃避還是不逃？你要受還是不受？如果你選擇受了，你就會得到受的結果，選擇逃避，就會得到逃避的結果。但是你選擇了受之後，請問你可以受多久？是三天呢？一周呢？還是一個月呢？你一旦選擇了受，一開始總是最難的，三天可能痛苦，七天你想逃，但是你還是會每天這樣選擇，要受還是要逃，可能你選擇了受受受，這樣過了兩個月有一天又忽然瓦解了，你第二天還是要選擇我是要受還是要逃，然後你會發現有一些東西你就是天然地切割不了，那只好反過來你跟那個東西相處。
我就講我自己好了，我以前有一點恨我的出生的家庭，嗯，不是有一點，但是現在我在練習跟他們相處，不是為了任何的理由，而是我現在有點心疼他們，他們很孤單，可能他們做了一些事情讓孩子害怕，但是不管怎麼樣，事過境遷，隨著時光流得很遠，我現在會想到他們的孤單，就會有一點難受。如果時光倒流，我曾經會意識到他們的孤單嗎？我不曾。但是現在會。所以我覺得那都是隨著年歲隨著時間，時間的威力很可怕。我現在都會替別人的孤單而覺得想要陪伴，那同樣的我覺得這些父母親都一樣，他們可能即使再怎麼想逃，但是想到自己的孩子孤伶伶的，就去受。人可以因為孤單而去失去好多好多。像現在我對立夫爸也是一樣，我到現在都很自責或是自省，我常覺得你這樣直視別人家庭的不幸或不安，然後今天要給觀眾看到，這也是這個家庭這對父子之間未曾預料到的吧，那這會不會對他們有什麼不好的影響？產生什麼效應？我不知道，那變成一個不可控制的變數。我就會想到，立夫爸現在一定很焦慮吧？那他會不會在那個焦慮的時候，感到一個他未曾體驗到的孤單呢？我就會寫個簡訊問問他「還好吧？」
張：以這個心態，你應該會很矛盾的希望這部片子不要太賣座吧？
沈：是，我一方面希望它不要讓電影公司陪錢，但其實我希望它就是「想看的人看到」就好了，我非常地堅信希望不要有任何人去打擾立夫爸或立夫的家庭，就讓他們去過他們原本的生活，不要有什麼變動，因為這樣的孩子要有什麼變動是會很困難的。就是會有一種矛盾的心情，就像我對我家人也是一樣。就連我的家庭我都覺得是一個很好的題材，但是我又不想拿攝影機去拍。
張：那我們希望這部片子可以賣到「剛剛好」就好。
時間：2013.12/23
來源：天下雜誌
作者：張士達
心得
從中看見導演在拍片過程中的種種考量、想法，並真實的貫徹他的理念，抱持著讓想看的人看到的心情去完成。也看見他對人生的體悟、對愛的詮釋、真實地承認複雜的存在性。
或許，他在記錄片中獲得很多，所以想將他獲取的，再藉由記錄片，讓依些人能用不同的方式看這個世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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